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有四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有效结合，通过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同时激发了底层活力，合力建立一个大规模市场，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成为可能，进而完成工业化进程。二是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布局，逐渐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三是持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激发经济主体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四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宏观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根据数据模型预测，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时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可达到3.5万国际元。这是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前后达到的水平。

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征途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归纳起来主要有七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如何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2014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概是美国的43.3%，发达国家达到现代化水平时，即人均GDP3.5万国际元的时候，TFP大概是美国的80%到90%。如果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要达到美国的65%的话，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比美国高1.95个百分点，即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要达到接近3%。另外，2035年，若希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0%，假定届时GDP增速是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需要至少每年1.6%。

第二，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2035年当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中国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农业占3%，工业占32%的，第三产业占65%。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需要保持一个GDP占比较高的制造业，不能让产业空心化。

第三，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经济学认为，农业就业人口将越来越少；工业就业人口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上升，但最终会降下来；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将不断上升。我们预测，到2035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就业占比分别为4%、26%、35%、35%。到2035年，农业的GDP占比可能只有3%，只有4%的就业人口。现在占到整个就业人口27%的农业就业人口将不得不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重新配置，第二产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将上升。

第四，未来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33%-36.9%，65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3%以上，达到3.4亿。人口老龄化带来诸多问题，在消费端，对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很多要求，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这对中国未来实现较高水平的投资会带来不利影响。

第五，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这里面最大的变化是城镇化率的上升。我们做了一个谨慎的预测，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城镇化率将达到74.4%。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里，中国将有2.58亿人由农村迁到城市，剩下3.69亿的人居住在农村，其中2亿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对应着第一产业大约3%的GDP占比。

第六，如何应对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发效率。未来中国发展需要大量高端人才，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培养这么多高端人才，从而改变经济增长动能，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近些年，我国研发投入规模逐年增加，2015年研发占GDP的比重已达到2.1%，基本相当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要看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研发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日本在2016年就明确提出研发支出占GDP的4%以上。日本还非常重视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研究，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前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过去十来，日本基本每年都有人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我国的研发对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的投入仍然不足。未来如何提高在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方面的投入？如何提升研发的效率，摆脱产业供应链关键环节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形成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研究发现，中国研发的GDP占比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达到90%以上，提升研发的GDP占比，优化其结构非常重要。

第七，中国未来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时水平的1/3，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是，如何提升投资效率，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将是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挑战。

要解决上述七方面长期挑战，只有依靠更加彻底、更加果断的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要求我们，未来要以更加彻底的体制改革和更有效率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投入，再加上大力发展若干大工业，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以此实现较高水平的TFP增长；与此同时，迫切需要进行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实现国家战略和自由市场更有效的结合，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重新梳理我国的人口政策、城镇化战略、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幅降低企业税负等。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系其在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