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系统演化与中国探索
2019-04-01     □陈劲 尹西明 来源:经济参考报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在创新系统论的基础上演化发展出来,旨在理解和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典型理论。经合组织(OECD)于1997年提出了迄今广为接受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也即“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

美国学者Nelson在研究了17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案例后,指出了基于“技术国家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的企业是提升一国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英国学者Freeman根据日本的产业发展经验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念,强调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有效干预是提升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丹麦学者Lundvall提出了面向学习型经济的互动式国家创新体系。而Etzkowitz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螺旋”理论,强调“政产学”结合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

随着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进一步深化,Cooke等学者提出和发展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强调区域层面创新治理的集群性和差异性,以及区域性创新网络对知识创造、流动和应用的重要价值。Malerba等学者提出和发展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概念,强调基于产业系统知识、技术需求和中介而开展的市场和非市场交互学习行为,以及据此创造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过程。陈劲等学者提出和发展了“企业创新系统”的概念,强调企业技术创新是技术复杂系统在各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随着城市和乡村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赵黎明等和陈劲等分别提出城市创新系统和乡村创新系统的概念,丰富和完善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促进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企业、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很难在封闭的系统内独立开展,创新的过程越来越复杂、结果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越来越高,加之开放式创新日益成为创新体普遍接受的范式和理念,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的新趋势。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拓展了三螺旋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并进一步突出了可持续发展、动态演化和共生共赢的理念,对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健康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正式探索始于2006年,国家创新系统的完善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外开放的全过程。

中国政府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2016年制定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具体内容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而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9月15日颁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指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是促进科技成果持续产生,推动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应用并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生态系统”,并确立“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2025年全面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进展: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至2017年底的2.13%,超越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科技论文总量在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论文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高;新增专利申请量在过去7年内持续引领全球,现已成为全球新增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地;在人工智能这一战略性新兴领域的论文和专利数量均在2017年达到世界第一,并且北京于2018年取代硅谷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活跃度最高的区域。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超过70%,创新主体的地位日益巩固,涌现了中车、华为、格力、海尔、小米、阿里巴巴、徐工、中集、吉利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领军企业。

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中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建设,但是原创性、重大基础性研究投入和产出水平仍然较低,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个创新主体的功能不够明晰、创新主体之间缺少高效协同、科技创新与大众创新创业的融合度较弱、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创新效率提升的要求等一系列创新环境和激励制度所存在的不足。其中,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国有企业与国际一流创新型领军企业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创新效率损失导致生产效率损失,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动力不足,敢于创新、愿意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不够显著。

在全球创新的时代,国家、产业和企业竞争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竞争,而是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竞合。相应地,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思路亟须从开放走向基于自主的整合,借助整合式创新这一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创新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整合式创新理论认为,在新型国家和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过程中,既要避免因为过度开放而导致的核心能力缺失,又要防止因为过度强调自主而丧失对全球创新资源和机遇的最大化利用。这一思想和中国哲学中的“中道”、“允执厥中”思想一脉相承,更与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相吻合,是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管理学新思想,对建设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国有企业发展和培育世界一流创新领军企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战价值。

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是发挥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全局思维优势,整合国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开放共赢的全球资源优势,发挥国企在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基础研究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平台协同和应用领航的角色,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由科研院校与企业组成促进创新的“双引擎”。

(作者陈劲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尹西明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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