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货币政策调控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依靠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确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助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潜在增长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供给侧改革是与以前的需求端管理相对应的。过去我们强调需求管理，用得比较多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的是解决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供给侧改革，更重要的是强调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服务的总体效率。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等专家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分享了各自观点。

孙国峰：

以优化结构为重点引导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孙国峰表示，金融的重要性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是基础，是重中之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货币政策调控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货币政策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与往年相比，这个提法第一次将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挂钩，为我们判断稳健货币政策是否松紧适度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稳健货币政策力度把握是否合适，主要看货币条件是否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总体平稳，结构优化，既避免货币政策失之于松，导致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新增债务过度扩张；也避免货币政策失之于紧，导致货币政策信用收缩，全社会信用收缩，金融存量债务兑付压力过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相对较高的储蓄水平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下，住房货币化和金融深化，以及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等因素影响，我国M2增速往往高于名义GDP的增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更趋于轻，住房货币化、储蓄结构、融资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相对慢一点的货币增速，可以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同时，货币政策也通过更多建立激励相容机制，运用市场化手段调动银行积极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能力和效率。

在总量稳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优化结构上下功夫。具体来看，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主要围绕缓解银行货币创造面临的资本、流动性、利率三大约束开展了工作。总的来看，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银行作为货币创造中枢的作用得到发挥，政策传导持续改善，促进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平稳增长避免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竞相收缩。

第二，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人民银行着力创新和运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货币政策的总量功能和结构功能是分不开的。总量功能是结构功能的前提，管好总量，才能为优化结构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如果总量管不住，就会导致结构扭曲的固化。

调结构有利于提高宏观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资金的周转运用，更好地发挥存量货币的作用，减少对新增货币的需求，有利于控制总量。同时，结构引导有了成效，信贷资源也能流向更有需求、更有活力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撬动金融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社会福祉，实现更好的总量调控效果。

近两年我们出台了比较多的结构性支持措施，通过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有效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是行之有效的，金融机构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提升，融资成本也有所回落，对冲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经受住了外部冲击的考验。

在货币政策发力的同时，我们注重发挥货币、财税、监管等政策的合力，强化预期引导作用，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及时回应市场关注焦点，提升央行信誉，这些也都是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优化货币政策调控，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金融方面最主要的着力点，就是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要点：一是从供给侧入手，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大力改善金融供给能力，提升金融供给效率；二是从结构性入手，要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从制度上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三是从改革入手，运用改革的办法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人民银行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一是以银行永续债为突破口，补充资本；二是确立“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框架；三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市场机制。发挥好利率和汇率作为资金要素的内外部价格的作用，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等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孙国峰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经济环境有不确定性，从国内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韧性持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金融风险趋于收敛，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面对这些内外部挑战，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用好和创新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强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和“六稳”的要求，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稳健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良性循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

李扬：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实体经济进行

李扬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次战略性转型。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端的宏观调控手段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存在于实体经济层面，结构方面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路径方面。如果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增加供应、增加机构、增加贷款、增加产品很有可能误入歧途。

“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明确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李扬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生产要素层面，主要目的是提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着眼于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着眼于体制机制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质量效益的共同提高。既然金融是第二性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依靠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确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助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潜在增长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李扬认为，在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次根本性战略改变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五个方面。

第一，调整金融结构。金融结构必须根据实体经济的需要进行调整，“实体经济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下一步，实体经济要发挥稳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为了实现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健全分工合理的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形成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二是资本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三是在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针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

第二，要管理好金融风险。管理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要特别注意这样三个表述：一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防范化解其金融风险不是无本之木，不是无源之水，最根本的是要把实体经济搞好；二是“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稳增长在多数情况下是占优的；三是“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之间，高质量发展是占优的。

第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应特别关注三方面进展：一是完成“三率”市场化，即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二是破除金融的所有制偏好，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高效率的服务；三是加强金融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对于经济和金融来说，科技任何时候都是主角。在实体经济领域，科技的产业化是发展重点，在金融领域，金融科技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二是，警惕金融科技被泛化的危险。发展金融科技关键要解决真问题，包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整个金融业的信用基础，为监管当局提供各种经济活动的流转轨迹，让所有的金融业参与者能够非常准确、及时地表达自己的偏好，降低金融服务成本。“金融科技在中国方兴未艾，不要让它走到前几年的互联网金融的老路上去。”

第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少不了对外开放。我们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形势变化，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确定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提高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注意防范风险，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参加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造。只有这样，我国方能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下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战略，对于这个新战略首先必须清晰地理解它，然后确定发展方向，中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指日可待。

黄益平：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金融的效率

黄益平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在进行。为什么现在中央和地方突然都觉得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金融效率在下降。近些年，各种文件中经常提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自己玩自己的，资金在金融领域内部空转。为什么要这么做？需要分析具体原因。一个重要指标是分析边际资本产出率，即每生产1个新的单位的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每支持1个新的单位GDP增长需要增加3.5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而如今每支持1个新的单位GDP增长则需要6.3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同样的资本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变得越来越弱，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为何在减弱。总之，金融的效率似乎是在下降。

第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07年以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缓步上升，主要是因为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非常稳定，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问题，主要依靠的是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和政府兜底。我们常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增长，一些低效率的东西，一些金融风险、坏账和不良资产最终都被化解掉了。政府兜底保证了投资者不会因为金融问题出现恐慌，支持了金融稳定。“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政府兜底也在变得越来越难。”

其它问题还包括跨境资本流动、高杠杆负债等。最令人担心的还是边际资本产出率不断上升，金融效率下降。不管继续如何增加投资，也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和产出。如果要求政府来承担所有这些风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释放一些局部风险，求得总体的系统性稳定。

第三，多种金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以前，老百姓主要把钱用于银行储蓄或者买房。现在老百姓对于资产性收入的金融服务需求变得越来越高，资本市场的表现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二是企业的融资问题。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支持小微企业，帮助他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融资渠道不畅通，资金成本高的问题，这也说明金融似乎并没有特别好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黄益平认为，今天讲的供给侧改革是与以前需求端的管理相对应的。过去我们强调需求管理，用得比较多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的是解决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供给侧改革，更重要的是强调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服务的总体效率。

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银行占主导，二是政府的参与度较高。这种金融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了大企业、制造业企业快速发展。同时，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支持有限。因为，传统银行都对风控有严格要求，要看历史数据，即利润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表，是否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和政府担保。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是今天更加突出，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人均GDP是2600美元，处于全球的中低收入水平；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成本水平也在上升。过去我们有低成本优势，今天这种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中国经济要继续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随着成本的提高，不断通过创新来支持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增长。中国的创新70%是由民营企业来完成的，如果再不能很好地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必将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至于金融如何满足各个阶层的合理需求，黄益平认为，关键在三方面推进改革。

第一，扩大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这个领域里面，需要考虑适度调整准入门槛，让更多的、多样化的金融机构进来，为多样化的企业提供服务；第二，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三，改革监管框架，主要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黄益平特别提出，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金融科技的作用，解决获客难和风控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