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这种情况导致的问题主要是这些规定权威性不足、指导性不够、约束性不强，甚至有的规定之间不协调、互相抵触，造成了管理程序和方法上的差异。

条例出台后，相关配套制度也开始密集落地。不过，吴亚平也指出，从条例施行一年多的实践看，仍然还需要出台相关配套制度。

“比如，按照条例要求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的科学性；如何进一步扩大重大项目的公众知情权、参与权，从而提高投资决策的民主化水平；研究制定政府投资的资本金注入项目管理办法，促进项目规范实施；制定政府投资计划的编制办法，充分发挥政府投资计划对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和布局以及补短板、惠民生的作用。”吴亚平说。

在吴亚平看来，有必要对一年来条例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总结，看看条例立法目标任务包括相关规定要求的落实情况，也看看条例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和不足之处。

他认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需要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价格机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组织人事制度等相关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和配合。要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补齐投融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度短板，释放改革红利，需要其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协调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在我国，政府投资效应是影响宏观政策有效性至关重要的因素。在通过内循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过程中，投资具有关键性作用，提高政府投资有效性是关键之举。

他指出，目前政府投资有效性的评判缺乏清晰导向。如何评判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在刘尚希看来，一是经济视角，政府投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的乘数效应；二是社会视角，其社会目标应当在于促进社会公平；三是生态视角，政府投资应当具有生态价值；四是空间视角，政府投资应有助于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空间价值。

刘尚希认为，综合起来讲，政府投资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政府投资落到项目上，所有项目都应当服从于经济社会价值的评估。他指出，要让政府投资真正有效，还应做到两个结合：一是要把政府投资和公共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二是要把政府投资和人的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