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随着我国带量采购的不断推进与完善,药品、高耗值医疗器械的带量采购顶层设计架构已逐渐明晰。一方面,形成协作有力、层次丰富、灵活规范的国家、区域性、全国性联盟采购机制;另一方面,形成对高值医用耗材采用“一品一策”,探索专项集中采购,对适应症和功能主治相似的探索合并集中采购,议价采购等多种采购机制。
权威人士表示,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和医保基金购买的需求侧,一头连着医药产业和医疗服务的供给侧。“用带量采购这个‘小切口’牵引相关改革,可以让生产流通、价格形成、医保支付、质量监管、供应保障、合理使用等政策有效衔接,形成改革合力。”
目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等问题,医保支出压力大幅增加。同时,医疗技术进步也推动医疗消费不断增加,收支压力随之增大。上述人士表示,只有实现从粗放式发展到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变,发挥好战略购买作用,才能实现医疗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从医药工业来看,上述人士坦言,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高速发展,但同质化和重复建设比较严重,存在重营销轻研发问题。“做高空间、掌握终端、营销为王、无效供给”的营销思路明显,因此,需要通过带量采购,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对行业高质量发展予以正向引导。
“以前,由于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大家的产品差不多,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就必须各尽所能提高产品的‘含金量’。”一位业内人士坦言,这衍生出诸多心照不宣的灰色地带。
2020年底广州警方通报查处一起特大虚开医药行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该案件还原出一条从上游虚开发票,到中游代理商、医药代表“过票”,再到下游个别医院、药店工作人员收受回扣的黑色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环节按比例瓜分,而经一系列操作,药价也被抬高了2到3倍。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丁一磊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我国首个高耗值医疗器械冠脉支架为例,此前某种支架销售价1.8万元,但实际上生产企业仅能拿到2000元,其余90%虚高部分均是带金销售等中间环节产生的费用。(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