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如何理解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含义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跨周期”并没有改变政策的“逆周期”本质，如果说有何不同，那就是体现在调节的力度和目标的变化上。经合组织（OECD）对逆周期政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

一是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到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经济面临的冲击的特征，以及可能的政策效果，并据此制定相应政策；二是各类政策需要留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尤其在经济有所改善的时候需要特别谨慎；三是恰当的财政纪律可以帮助财政政策为下一次经济回落做好准备，并且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需要快速地进行财政整固，积累财政空间；四是货币和金融政策框架需要在经济和金融稳定中找到更好的衔接；五是金融政策需要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监管措施需要关注逐渐显现的信贷驱动的泡沫，宏观审慎政策则更侧重系统性风险；六是货币政策存在逆风而行的特殊情况，如果资产价格是由于信贷繁荣，而金融监管可能就是不稳健的；七是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可以改善经济应对冲击的适应性，并且限制居民或者企业愿意承担的杠杆水平。

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逆周期调节并不是要抹平经济的周期波动，其目的是降低传统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积极托底，在经济发展过热时适度降温。但是，以往的逆周期调节存在一些短板，如，以经济增长目标来确定赤字率，并且赤字率主要作用是政府支出的限额，由于政府支出行业比较集中，以基建为主，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则严重依赖土地和房地产业；逆周期调节过程中过于倚重基建和房地产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加大了经济结构失衡；逆周期调节方式让经济很容易产生信贷驱动的泡沫。此外，通过积极财政政策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方式，在宏观杠杆率总体水平较低，财政状况总体稳健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在财政可持续性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时，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尽可能发挥经济自身韧性。

基于以上原因，需要转变逆周期调节的基本理念与主要手段，跨周期调节可以回到“逆周期”的一些重要原则上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既可以实现财政整固还可以兼顾社会发展的其他议题。

第一，跨周期调节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手段。跨周期调节不完全以经济增速为目标，更加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2021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控制史无前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下降有三次，第一次2011年全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2018年通过特定行业去产能，保持了杠杆率的基本稳定，2021年前两个季度则以每个季度下降近2.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大的信用风险事件正在有序逐渐解决，说明越来越重视资产泡沫风险与不良债务的处置；另一方面，对于信评机构的整顿，也对改善企业债务融资的质量起到关键作用。这些都是刺激经济的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效率的实际举措。

2021年至2022年跨周期调节还有更迫切的一层意义，受疫情冲击，2020年宏观经济出现滑坡，导致2021和2022年同比增速在一定意义上都受到基数影响，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高达18.3%，如果延续同等的积极财政力度，那么2022年一季度增速仍会面临较大的扰动，而在容忍2021年经济增速环比逐季较明显的回落的同时，把更多的专项债发行放缓到2022年初，那么2022年初的经济就会有很大改观，并且不需要再实施一轮“更大力度的财政刺激”。

第二，跨周期调节是财政整固的必要途径。跨周期调节从财政的可持续性看需要树立财政平衡的概念，这就必须通过财政整固在经济有所恢复的时候快速积累财政盈余，尤其是当下全球债务水平攀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所恶化的背景下，可以看到当下金融危机之间的间隔变短，财政修整可以利用的间隔变短。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支配下财政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主要途径，更加难以打破“危机——债务负担上升——金融稳健性恶化——危机”的循环。

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财政支出应当更加审慎，通过跨周期调节一方面放宽经济回落的区间，主动挤出泡沫和无效投资，另一方面在经济面临新的冲击时，留有更多的财政余地。

第三，跨周期调节是兼顾其他社会发展议题的可行方式。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问题，它实际上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社会方面人口问题带来的教育、居住、医疗会提出新的发展方向，经济公平方面反垄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集中力量发展“专精特新”会作为重点和有所倾斜。

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的经济阵痛，可能引起的金融风险，需要跨周期的视角去应对，即保证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又将财政向结构性改革倾斜，不搞大开大放的粗放式经济刺激。

（作者系中国太保集团高级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