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联动是保障财政与货币政策稳健有效的必要举措：

第一，为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解决中长期问题，要求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稳健货币政策为辅；

第二，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为财政政策积极发力营造良好流动性环境。

政策协调联动要统筹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

第一，要在中长期宏观视野下发挥政策稳定短期宏观经济的作用；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不局限于逆周期调节效应，要协调联动发挥综合性机能并实现跨周期管理；

第三，政策协同联动要警惕逆周期后遗症，推动房地产业良性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前布局。

2021年，中国经济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在财政政策方面，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不断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同时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为此，建议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统筹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助力经济稳增长。

中国经济平稳复苏需求收缩压力增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居于首位。2021年中国经济平稳复苏。同时，疫情反复可能制约消费复苏节奏，制造业投资节奏放缓，基建投资增速低迷，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进出口高位运行但未来可能周期性回落，经济面临需求回落风险。

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但受基数效应和需求走弱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逐季走低，且疫情反复影响消费复苏，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制造业投资边际转暖，但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融资条件较为宽松。四季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两位数增速，制造业景气度边际转暖。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高位运行，融资需求较为旺盛。金融环境相对宽松。二是制造业经济结构有所优化，向高质量方向发展。1-12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高于制造业投资整体增速。战略性新兴产业景气度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三是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制造业开工效率，投资预期有所转弱。下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不及上半年，工业企业产销率已连续7个月同比为负。四是制造业投资的外向型依赖依旧存在。我国工业出口交货值保持高速，四季度增速运行区间明显高于整体工业增加值，且增速持续走高。五是小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复苏不均衡，大中型企业PMI处于景气区间，中小企业更需资源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增速较低，需求拉动相对不足。一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增长缓慢。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不含电力）投资同比增长0.4%，两年平均同比增速为-0.3%。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投资完成额两年平均同比增速自6月以来呈现走低态势。二是基建原材料行业量价走低。其中，钢铁行业方面，全国电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则自6月以来均持续下行，下半年以来，铁矿石综合价格指数、螺纹钢价格、热轧板卷价格自高位回落，重点企业粗钢日均产量呈现下行趋势。全国水泥、混凝土价格指数也呈下降趋势。整体来看，四季度建材综合指数近两年高位持续回落超18个百分点，显示下游基建和地产需求偏弱。

房地产业增速下行，销售景气相对较低。一是2021年房地产开发资金增速收缩，投资增速下行。2021年房地产开发资金同比增速为4.2%，两年平均增速由正转负为-3.6%。二是房地产销售景气度下降，一、二手房销价和土地成交溢价率走低。202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不及疫情前2019年水平，居民持币观望。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和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增速自2019年4月以来均呈下行态势。

进出口高位运行，未来可能周期性回落。一是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保持优势，助推进出口高速增长。我国凭借产业链完备的超大经济体优势，充分发挥“世界工厂”作用，对世界经济形成有效“补位”，进出口高速增长，填补满足世界经济需求缺口。2021年出口总值达336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9%。二是随着全球贸易逐渐重启，中国出口或将逐步回落。从四季度来看，中国出口增速已呈下行态势。除产能替代因素外，2021年出口基数较高，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减弱外需等因素均可能导致我国出口在未来逐步回落。

财政增收明显支出精准性进一步提升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完成全年预算并有一定超收。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增长11.9%，占比约85%；非税收入2.98万亿元，增长4.2%，占比约15%。财政收入恢复性增加，体现中国经济稳步复苏，且物价上涨带来一定价格效应。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1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9%。

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发力，减轻市场主体压力，激发经济活力。“十三五”期间累计减税降费超过7.6万亿元，2021年继续新增减税降费超1万亿元。但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收入两年平均增速3.1%低于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速，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财政可持续性压力和发挥积极作用稳定经济的压力有所上升。

减税降费效果显著。通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促进“放水养鱼”，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具体来看，一是坚持扶小扶弱。一亿多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基本盘，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在现行减半征收的基础上，再减半征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二是支持“专精特新”。引导中国经济向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转型。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提高到100%，并允许企业可以按照半年或者提前享受2021年前三季度的优惠；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实行按月全额退还新增的未抵进项增值税税额。三是做好疫情政策衔接。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等政策执行期限，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取消港口建设费，降低航空公司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标准，继续免征相关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注册费，取消普通护照加注收费，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的整治力度。四是完善制度性减税。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留抵退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及企业所得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优惠等制度性优惠政策。

财政支出同比持平。财政支出增速较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63万亿元，同比增长0.3%，与去年应对疫情期间近乎持平。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5万亿元，比上年下降0.1%，剔除国防武警、国债发行付息、储备等支出后，中央部门支出下降8.2%，体现中央带头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并腾挪资源让渡地方和基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3%，占总预算支出比重近86%，持续推进财力下沉，优化支出重点和结构。

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2021年建立了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规模达到2.8万亿元，并向基层倾斜，分配省级1万亿元，分配市县1.8万亿元。资金直达使用单位，没有滞留，实现“一竿子到底”，截至年末实际形成支出2.67万亿元。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重点领域支出增长均高于总体支出增幅。

将以稳为主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政策空间足，享有社会主义体制优势，政府稳增长决心大，多项政策将保障经济金融大局稳定。

制造业投资平稳复苏，新能源、新技术、新业态等经济增长新动能逐渐涌现。2021年投资分项中，制造业投资增速高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外需发展势头较好，制造业大局稳定，工业成为对GDP增长贡献最多的因素。2022年我国仍将保持制造业稳定发展态势，并加大信贷资源、税收条件等政策支持力度，呵护制造业发展。新经济方面，近年来相关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整体增速，新经济发展保持高景气，尤其是光伏、风电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电动车、新型电池、虚拟现实、半导体等为代表的新业态和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和高速增长，“碳中和”和“碳达峰”为目标的绿色发展模式也已在路上。政策方面，国家推出“专精特新”小巨人计划，科创板、北交所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中国经济正逐渐从强调“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发展，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

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均有广阔空间。一是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仍有增长空间，“十四五”期间将强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在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密度、运营效率等方面较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机场数量、航运效率、港口服务效率方面较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明显的提升空间。此外，我国基础设施在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经济落后区域仍有基础设施短板问题。二是稳增长需基建投资发挥重要作用，新基建可兼顾跨周期和逆周期。加大在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投入力度，着力打造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发挥新基建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在短期形成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短期需求，助推经济稳增长，另一方面在长期形成新供给，助推出现制造业和消费新业态。三是2022年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发力，支撑经济稳定复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基建投资有望提前发力。

地产调控政策边际调整，房地产业以稳为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一方面，调控政策要求保施工、保交房，部分城市出台多种政策提振商品房销售，推动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另一方面，金融政策边际松动，银保监会要求，合理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款，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召开房地产企业代表座谈会，支持符合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企业在银行间市场融资。房地产信贷政策和公开市场融资有所回暖，资金链压力边际缓解。

海外需求边际回落，更多依托内循环实现经济增长。随着疫情影响在未来逐渐消退，境外各国生产能力恢复，对中国出口形成替代，海外需求可能有所回落。当前，我国供给水平高于需求水平，主要因为外需缺口。一旦外需缺口填补，内需不足，供给惯性可能导致供大于求，出现短期经济失衡。中国经济需要未雨绸缪，多措并举支持消费扩大、制造业发展，补齐基建投资并稳定地产投资。

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稳增长压力增大，需要多措并举扫除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障碍。尤其是结合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需求不足与供需错配成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亟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加强协同，拉动经济有效需求，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协调联动是保障财政与货币政策稳健有效的必要举措。

第一，为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解决中长期问题，要求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稳健货币政策为辅。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高企、PPI处于历史高位、收入差距较大、宏观杠杆率居高难下等问题均成为货币政策发力的现实约束。财政政策具备时滞较短、针对性更强、实施机制更直接有效的特点，更应成为稳定宏观短期需求的主要手段。此外，构建长期增长新动能、实现经济跨周期治理更应偏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总量调节为主，对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触及较浅。财政政策可发挥定向支持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经济手段扫除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矫正经济主体激励，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第二，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为财政政策积极发力营造良好流动性环境。为规避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和其他后遗症，货币政策应灵活配合，维持适宜的利率环境，提高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可得性。货币政策能在财政政策积极发力时协调配合，相对抑制名义利率涨幅，规避挤出效应，并使实际利率下降，拉动居民消费和私人部门投资。

政策协调联动要统筹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

第一，要在中长期宏观视野下发挥政策稳定短期宏观经济的作用。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稳增长压力较大，要兼顾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解决短期困难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逆周期”调节依旧要活跃于政策舞台。要避免短期需求政策过早退出，并允许经济稳定政策尽早发力。要以逆周期为基础，为解决经济长期问题谋求稳定适宜的宏观环境，为改革发展模式、解决深层困难创造战略窗口期。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不局限于逆周期调节效应，要协调联动发挥综合性机能并实现跨周期管理。财政政策具有微观结构调整功能，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的提出也一定程度弥补了货币政策重宏观总量、轻微观结构的不足，强调了定向支持作用。两大政策应超越需求侧调控和总量视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跨周期”构建经济在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供给质量。

第三，政策协同联动要警惕逆周期后遗症，推动房地产业良性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前布局。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更强调刺激有效需求，完善有效供给，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刺激地产和传统基建已不再是稳增长的主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收益成本的科学测算和“因地施策”提前布局。对于存在基建短板的中西部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仍应不遗余力补齐基础设施欠账，为后发追赶打好硬件基础。在传统基建较充足的地区，要避免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加强基建数字化、智能化和科学化转型，提前布局新基建，在扩大短期需求的同时增强长期发展动能。

（作者：闫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张晓珉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高级经理）